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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江天险重飞渡—红军强渡乌江时使用的棕绳
1934年年底,红军西人贵州,按中革军委的指示“夺取先机,首先消灭黔敌”,日夜兼程向西疾行,彻底粉碎国民党军企图在湘西同红军决战的计划,并使其被迫调整部署。1934年 12月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,决定抢渡乌江，攻占遵义。
乌江,贵州省第一大江,是遵义、桐梓南面的天然屏障。乌江江面宽 200 余米，流急、滩多、谷狭,素有“横走天下路,难过乌江渡”的“天险”之称。在乌江的北岸驻有黔军教导师一部凭险防守,从回龙场到茶山关对岸也有敌军3个军团把守。在红军到达前,江上的桥已全部被国民党?拆毁,附近渡口的船只甚至木板也都摧毁。他们的企图就是将红军困在乌以南,并配合“追剿”军薛岳部围歼红室于乌江南岸。就在这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同时又极度缺乏渡河资源的情况下,强乌江的战斗在江界河、回龙场、盐坑等打响了。
展开剩余70%红军强渡乌江时使用的棕绳
1935年1月1日，红一军团第师第一团到达回龙场渡口。团长杨得志、政治委员黎林发现附近的村庄不但无船,甚至连木板也很难找到。正在焦急万分时,因长杨得志看到江中漂浮着很粗的竹子,受到启发决定用棕绳和当地生长的竹子制作竹筏,并以水性好的战士组成突击队进行渡江作战。1日夜，趁着浓浓的夜色，突击队在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的率领下成功攻占了滩头阵地，拉起了跨江的绳索。2日上午,红一团一面用火力封锁对岸，一面与红三团赶扎了30多个竹筏:然后把竹筏连起来搭成浮桥。至4日,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九军团由此渡江完毕。
与此同时,红一军团第二师陈光带领第四团为前卫,于1日逼近几十公里之外的江界河渡口。团长耿飚和政治委员杨成武通过侦察,发现渡口大道是敌军防御的重点，工事强,兵力多;而渡口上游 500 米处有一条极小的小路,两侧勉强可以攀爬,且敌军并没有部署太多兵力。因此第四团决定佯攻渡口大道,并同时以竹筏主攻上游小道。1月2日,佯攻老渡口的战斗开始:三连连长毛振华率7位勇士奋勇渡河,但在拉绳索架设浮桥时却被敌人的炮火炸断,无奈只能返回,强渡未能成功。2 日夜:部队又组织18位勇士乘竹筏偷渡,除毛振华与4位勇士乘坐的竹筏失去联系以外,其余两只竹筏都被汹涌的江水卷去了下游,夜间偷渡的行动也只好作罢。
由于薛岳军追兵已近，军委要求第四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。通过紧急动员，第四团迅速绑扎了60 多个竹筏组织强渡。在炮火的掩护下,突击队乘坐的竹筏艰难地划向对岸。就在竹筏接近对岸时,在石崖下潜伏了一夜的毛振华等5名勇士适时地向敌人发起了进攻,接应强渡部队登岸，打得敌人措手不及。正在红四团第一营登岸之时,敌人的预备队赶来,由于处于地形高处，对红军十分不利,一营被迫退守江边。在此紧急时刻,炮兵连连长、神炮于赵章成连射 3发迫击炮弹,将敌人打散,压制了反扑势头,红军乘机反攻,一举将敌人全部击溃。随后,红军工兵连在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指挥下,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加紧扎筏架浮桥。经过 36 小时的紧张战斗,浮桥终于架到乌江北岸,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由此渡过乌江。
1935 年1月5日,红三军团由茶山关渡口开始渡江。守在此处的敌人闻讯回龙场、江界河渡口均已失守,便不战而逃。至6日,红三军团顺利渡过乌江。至此,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乌江天险，敌人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被彻底粉碎,红军在强渡乌江之战中不仅表现出了卓绝的勇气与意志,从我馆收藏的这件乌江之战的棕绳上，更体现出红军将士们非凡的智慧。在面对不利的攻守位置、悬殊的兵力差距,甚至没有任何有效渡河工具的艰苦条件下,红军将士们临危不惧，以勇气与智慧将这小小的棕绳化为克服天险的有利武器,圆满地取得了乌江之战的胜利,取道遵义,为日后中国工农红军顺利完成伟大历史转折打下了基础。
这根强渡乌江时用过的棕绳，长16.75 米，后来由湄潭县袁家渡的老乡陈绍清收存下来，新中国成立后捐献给重庆市博物馆。1959年5月，重庆市博物馆把它转拨给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(现中国国家博物馆)。
故事选自《红军长征文物100个故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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